在莫斯科，我曾有过险些被叶利钦警卫队拘审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儿后怕，万一闹出点儿“国际麻烦”来，那可不是逗你玩儿的。不过当时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儿好玩儿，像是在电影或电视剧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挺英雄的。
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在欧龙宾馆用过晚餐以后，中国出版代表团的秘书长宣布：明天是我们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天，团里不做统一安排，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必须在下午4点30分以前赶回宾馆吃晚饭，然后退宿去机场乘中国国际航班回国。
我们是9月1日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团里安排我们访问了莫斯科的几家出版社，游览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胜利广场、二战纪念馆、阿尔巴特街、普希金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等名胜，还看了一场莫斯科大马戏团的表演和莫斯科大戏院的著名芭蕾舞剧《吉赛尔》。14日，我又在北京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朋友的陪同下，驱车游览了莫斯科市容和团里没有安排的一些景点。这样，我在莫斯科想看的东西基本上都看到了。但是，在境外的最后一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的出国机会毕竟很少，即便是还有机会，可谁又愿意重复去同一个国家呢？
那么，如何安排这珍贵的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了不同的安排。
记得14日那天我和我的记者朋友游览市容时，曾经沿莫斯科河兜了一圈儿。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对面，有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中间有一条宽约10米长满了法国梧桐、树下开着各色鲜花的林荫路，左右两侧是高等级沥青路面的机动车单行道。这条大道非常漂亮，行人极少，不时有高级轿车驶过，两旁是豪华别墅和神秘的深宅大院。米黄色的院墙与大道平行延伸向遥远，墙下整齐别致的花坛里开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墙头上露出院内一排排油绿光亮的树冠，不同风格的欧式院门更增添了这些宅院的古典气韵。整条大道显得秀丽典雅、肃穆宁静而又神秘。当我们的车子驶过一座由两幢米黄色相向而立的四廊柱洋房组成的院门时，记者朋友告诉我说，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继而又说，马路对面就是叶利钦总统的官邸。当我转身回望时，车子已经驶出了老远。叶利钦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热点人物之一，他的官邸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所以，当秘书长宣布明天自由活动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叶利钦的官邸。
15日清晨，我把去看叶利钦官邸的想法告诉团友时，竟没有一个人感兴趣，他们蓄积已久的愿望是到跳蚤市场去购买正宗的俄罗斯披肩、望远镜和工艺品。无奈，我只好一人横穿柯西金大街，再抄近路穿越一片密林，沿莫斯科河，循着昨天经过的路线直奔列宁山前的大道而去。因为时间还早，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独自穿行在阴森森的丛林中，紧张地分开交错的藤蔓枝叶，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潮湿的岭坡上走着，却冷不丁有灰耗子一样的松鼠从我头顶上或脚下窜过，弄得我时不时倒抽一口冷气。我越是想快些走出密林，越是无端地生出些胡思乱想来。想起了传说中穷困潦倒的劫匪，想起了拦截过客索要香烟的大兵，想起了游荡在街头巷尾纠缠不休的俄罗斯妓女……，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紧张。当我急匆匆翻过岭坡转上沿河路的时候，身上已经汗渍渍的了。
太阳偏上肩膀的时候，莫斯科河上波光粼粼，游船在河面上轻荡，清风摇曳着河岸上的花草，对岸圆形的列宁体育馆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显得格外雄伟壮观。此时，谁还会把这幽静秀美的环境与俄罗斯那不稳定的政局和萎缩凋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呢？
9点15分，我从莫斯科河右侧沿河路转上了通向列宁山的大道，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叶利钦的总统官邸就坐落在这条大道的中段上。
我通过拐弯处的斑马线，进入大道中间的林荫路，看两侧米黄色的高墙，看高墙内探出头来的树梢，看墙角下精致的花坛，看脚下不忍心踩下去的鲜花嫩草，一种无限优雅的惬意感油然而生。
大约在10时20分左右，我终于找到了那座定位性的建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赶紧扭过身来向左看，果然在长长的米黄色围墙中间凸现出一座简洁、庄重、显示着高贵与权力的用花岗岩砌筑的院门，两侧是同样材料同样风格的拱型便门。不用说，这就是叶利钦的官邸了。
我站在中间林荫路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先向电影制片厂院内张望，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厂，现在显得十分荒凉寂寞，院子里绿树森森，鲜花散乱，高草没膝，看得出已经有些时日没有人修整了。院门内有一座蓝色的尖顶小洋房，墙壁上已有几块斑驳脱落的疮疤，门前落下的拦车竿已经生了褐色的铁锈。据说这个当年与好莱坞齐名的电影制片厂，现在已经卖给了私人，分化成7个电影制片公司。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家庭作坊，再也拍不出什么像样的片子来了。
为了记住这个已经失去了当日辉煌的电影制片厂，我拍下了它的外景。然后，我回过身来再看叶利钦的官邸，它却生机勃勃。围墙顶端一条涂了铂金的装饰线在艳阳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油绿油绿的树梢上不时传出阵阵悦耳的鸟鸣。棉延伸展的围墙上，每隔几米便有一尊雕塑和精美的罩灯，形成一道古老的欧洲风景。然而，大门却是紧闭着，无一人出进，静悄悄的，睡着了一般。我前后左右扫描了一阵子，见几十米以内无人来往，便躲在那棵梧桐树的后面，端起了相机，迅速地按下了快门。之后，我急忙离开这里大步向前走去，一边将相机塞进别在腰带上的皮套中去。我知道总统府大概是不准拍照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果不然，在我刚刚走出10几步远的时候，总统官邸的便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急匆匆地向我追来。我这才意识到肯定是被无处不在的监视器发现了，便偷偷把别在腰带上的相机移到了腰后，并加快了脚步。当然我不能快跑，那就更加可疑了。说时迟那时快，大兵已经追到了我的身边。他冲到我的面前，伸开双臂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被迫停下来，用疑问的眼光盯着他，装作莫名其妙地样子问道：“你要干什么？”
大兵是个年轻人，穿着一身迷彩戎装，手里拎着一支冲锋枪，一脸的蛮横。他一边伊哩哇啦地说着俄语，一边用双手做了一个按动相机快门的动作。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示意让我交出相机。我当然不能交出去，且不说这些胶片都很珍贵，更主要的是怕他拿到偷拍的证据，把我当外国间谍处理。于是，我学着外国人的样子，耸耸肩，摊开双手，连连摇头，表示没有那东西。他当然不信，示意我解开衣服。我按他的要求做了，胸前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心却在蹦蹦直跳，恐怕他搜身。好在他没有动手，只是站在我面前伊哩哇啦地直叫。我装得泰然自若，连连摇头。他叫了半天，比划了半天，我也跟着摇了半天头。无奈，他从腰间掏出对讲机，喊了几句什么。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大兵从总统府里跑过来，又是一阵比划。我只是装傻，一个劲地摇头。先前那个大兵示意他在这里看着我，他自己跑到总统府门口，操起对讲机讲了一阵子。少时，一辆警车呼啸着从远处疾驰而来。车上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大兵，一齐拥到我的身边。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周旋对应，这时我反而倒镇静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军人又开始比划着向我要照相机，我仍然是如法炮制，摊开手，摇着头，一边将衣袋翻过来，证明我身上没有他们要的那东西。那军官不信，依然顽固地比划着，喊叫着。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据说俄罗斯士兵很穷，在大多数场合下只要给他们塞一些美元就什事都没有了。于是，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了20美元递给他。他摇头摆手，拒绝了。看来这传说并不十分可靠，抑或是总统卫队管束的特别严些，还是因为在场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见他们只是要相机，并不搜身，又无其他动作，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底，开始试着反守为攻。我故意提高了嗓门儿，用汉语向他们表示抗议，并指着手表示意我要赶飞机，没有时间与他们纠缠，让他们对一切后果负责。这样僵持了近10分钟，我感到再拖下去可能会对我不利，必须尽快想办法脱身。我想起中国驻俄使馆就在附近，他们可能会帮助我。于是我从衣袋里拿出了我的因公护照和博览会主办单位的邀请文件交给那个军官，并理直气壮地嚷嚷着要见他们的更高长官。那个军官听不懂我的话，但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便软了下来，拿过我的护照和文件看了又看，不知是看不懂中英文还是想从中找出点儿破绽。他犹豫了片刻，突然跋腿跑向警车，拉开车门，探头向里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直起身来用对讲机讲话。看那谦恭的样子，大概是在向上级请示吧。
这时我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处在只有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才会有的境地，面对面地与外国特警人员斗智斗勇，真实地过了一把瘾。同时又感到真的是不妙了。假如他的上司批准拘审我，那可就是国际麻烦了，不但不能按时回国，恐怕还要经过外交程序了。再一想，真的被拘审了也好，只要有中文翻译，我就可以说清楚了，大不了交出胶卷，由中国大使馆领回去，再后就是回国挨批评写检查，总不至于因为在路上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而把我怎么样吧。
我正这样想着，那个军官回来了。他手里还拿着我的护照和文件，但脸上的表情却不像是很严重的样子。他走近我，在距离两步远的时候停住了。我正忐忑不安，他突然举手向我行了个军礼，然后将护照和文件还给我，笑着挤出两个生硬的汉字：“中国”。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我善意地也带点轻蔑地向他点点头，骄傲地揣好护照和文件，挺直了腰板儿，向前走去，俨然是一个胜利凯旋的地下工作者，挺英雄的。
那天，我的情绪极好，是因为侥幸避免了一场国际麻烦，还是因为保住了那卷珍贵的胶片，抑或是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让我感到了骄傲？
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在欧龙宾馆用过晚餐以后，中国出版代表团的秘书长宣布：明天是我们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天，团里不做统一安排，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必须在下午4点30分以前赶回宾馆吃晚饭，然后退宿去机场乘中国国际航班回国。
我们是9月1日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团里安排我们访问了莫斯科的几家出版社，游览了红场、克里姆林宫、胜利广场、二战纪念馆、阿尔巴特街、普希金博物馆、托尔斯泰故居等名胜，还看了一场莫斯科大马戏团的表演和莫斯科大戏院的著名芭蕾舞剧《吉赛尔》。14日，我又在北京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朋友的陪同下，驱车游览了莫斯科市容和团里没有安排的一些景点。这样，我在莫斯科想看的东西基本上都看到了。但是，在境外的最后一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的出国机会毕竟很少，即便是还有机会，可谁又愿意重复去同一个国家呢？
那么，如何安排这珍贵的一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了不同的安排。
记得14日那天我和我的记者朋友游览市容时，曾经沿莫斯科河兜了一圈儿。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对面，有一条宽阔的大道，大道中间有一条宽约10米长满了法国梧桐、树下开着各色鲜花的林荫路，左右两侧是高等级沥青路面的机动车单行道。这条大道非常漂亮，行人极少，不时有高级轿车驶过，两旁是豪华别墅和神秘的深宅大院。米黄色的院墙与大道平行延伸向遥远，墙下整齐别致的花坛里开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墙头上露出院内一排排油绿光亮的树冠，不同风格的欧式院门更增添了这些宅院的古典气韵。整条大道显得秀丽典雅、肃穆宁静而又神秘。当我们的车子驶过一座由两幢米黄色相向而立的四廊柱洋房组成的院门时，记者朋友告诉我说，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继而又说，马路对面就是叶利钦总统的官邸。当我转身回望时，车子已经驶出了老远。叶利钦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热点人物之一，他的官邸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所以，当秘书长宣布明天自由活动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去看叶利钦的官邸。
15日清晨，我把去看叶利钦官邸的想法告诉团友时，竟没有一个人感兴趣，他们蓄积已久的愿望是到跳蚤市场去购买正宗的俄罗斯披肩、望远镜和工艺品。无奈，我只好一人横穿柯西金大街，再抄近路穿越一片密林，沿莫斯科河，循着昨天经过的路线直奔列宁山前的大道而去。因为时间还早，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我独自穿行在阴森森的丛林中，紧张地分开交错的藤蔓枝叶，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潮湿的岭坡上走着，却冷不丁有灰耗子一样的松鼠从我头顶上或脚下窜过，弄得我时不时倒抽一口冷气。我越是想快些走出密林，越是无端地生出些胡思乱想来。想起了传说中穷困潦倒的劫匪，想起了拦截过客索要香烟的大兵，想起了游荡在街头巷尾纠缠不休的俄罗斯妓女……，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紧张。当我急匆匆翻过岭坡转上沿河路的时候，身上已经汗渍渍的了。
太阳偏上肩膀的时候，莫斯科河上波光粼粼，游船在河面上轻荡，清风摇曳着河岸上的花草，对岸圆形的列宁体育馆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显得格外雄伟壮观。此时，谁还会把这幽静秀美的环境与俄罗斯那不稳定的政局和萎缩凋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呢？
9点15分，我从莫斯科河右侧沿河路转上了通向列宁山的大道，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叶利钦的总统官邸就坐落在这条大道的中段上。
我通过拐弯处的斑马线，进入大道中间的林荫路，看两侧米黄色的高墙，看高墙内探出头来的树梢，看墙角下精致的花坛，看脚下不忍心踩下去的鲜花嫩草，一种无限优雅的惬意感油然而生。
大约在10时20分左右，我终于找到了那座定位性的建筑——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我赶紧扭过身来向左看，果然在长长的米黄色围墙中间凸现出一座简洁、庄重、显示着高贵与权力的用花岗岩砌筑的院门，两侧是同样材料同样风格的拱型便门。不用说，这就是叶利钦的官邸了。
我站在中间林荫路的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先向电影制片厂院内张望，这个名闻遐迩的大厂，现在显得十分荒凉寂寞，院子里绿树森森，鲜花散乱，高草没膝，看得出已经有些时日没有人修整了。院门内有一座蓝色的尖顶小洋房，墙壁上已有几块斑驳脱落的疮疤，门前落下的拦车竿已经生了褐色的铁锈。据说这个当年与好莱坞齐名的电影制片厂，现在已经卖给了私人，分化成7个电影制片公司。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家庭作坊，再也拍不出什么像样的片子来了。
为了记住这个已经失去了当日辉煌的电影制片厂，我拍下了它的外景。然后，我回过身来再看叶利钦的官邸，它却生机勃勃。围墙顶端一条涂了铂金的装饰线在艳阳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油绿油绿的树梢上不时传出阵阵悦耳的鸟鸣。棉延伸展的围墙上，每隔几米便有一尊雕塑和精美的罩灯，形成一道古老的欧洲风景。然而，大门却是紧闭着，无一人出进，静悄悄的，睡着了一般。我前后左右扫描了一阵子，见几十米以内无人来往，便躲在那棵梧桐树的后面，端起了相机，迅速地按下了快门。之后，我急忙离开这里大步向前走去，一边将相机塞进别在腰带上的皮套中去。我知道总统府大概是不准拍照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果不然，在我刚刚走出10几步远的时候，总统官邸的便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全副武装的大兵，急匆匆地向我追来。我这才意识到肯定是被无处不在的监视器发现了，便偷偷把别在腰带上的相机移到了腰后，并加快了脚步。当然我不能快跑，那就更加可疑了。说时迟那时快，大兵已经追到了我的身边。他冲到我的面前，伸开双臂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被迫停下来，用疑问的眼光盯着他，装作莫名其妙地样子问道：“你要干什么？”
大兵是个年轻人，穿着一身迷彩戎装，手里拎着一支冲锋枪，一脸的蛮横。他一边伊哩哇啦地说着俄语，一边用双手做了一个按动相机快门的动作。我心里明白，他是在示意让我交出相机。我当然不能交出去，且不说这些胶片都很珍贵，更主要的是怕他拿到偷拍的证据，把我当外国间谍处理。于是，我学着外国人的样子，耸耸肩，摊开双手，连连摇头，表示没有那东西。他当然不信，示意我解开衣服。我按他的要求做了，胸前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心却在蹦蹦直跳，恐怕他搜身。好在他没有动手，只是站在我面前伊哩哇啦地直叫。我装得泰然自若，连连摇头。他叫了半天，比划了半天，我也跟着摇了半天头。无奈，他从腰间掏出对讲机，喊了几句什么。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大兵从总统府里跑过来，又是一阵比划。我只是装傻，一个劲地摇头。先前那个大兵示意他在这里看着我，他自己跑到总统府门口，操起对讲机讲了一阵子。少时，一辆警车呼啸着从远处疾驰而来。车上跳下两个荷枪实弹的大兵，一齐拥到我的身边。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周旋对应，这时我反而倒镇静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军人又开始比划着向我要照相机，我仍然是如法炮制，摊开手，摇着头，一边将衣袋翻过来，证明我身上没有他们要的那东西。那军官不信，依然顽固地比划着，喊叫着。这时我想起了一个传说，据说俄罗斯士兵很穷，在大多数场合下只要给他们塞一些美元就什事都没有了。于是，我从上衣兜里掏出了20美元递给他。他摇头摆手，拒绝了。看来这传说并不十分可靠，抑或是总统卫队管束的特别严些，还是因为在场的不只是他一个人？
见他们只是要相机，并不搜身，又无其他动作，我心里稍稍有了些底，开始试着反守为攻。我故意提高了嗓门儿，用汉语向他们表示抗议，并指着手表示意我要赶飞机，没有时间与他们纠缠，让他们对一切后果负责。这样僵持了近10分钟，我感到再拖下去可能会对我不利，必须尽快想办法脱身。我想起中国驻俄使馆就在附近，他们可能会帮助我。于是我从衣袋里拿出了我的因公护照和博览会主办单位的邀请文件交给那个军官，并理直气壮地嚷嚷着要见他们的更高长官。那个军官听不懂我的话，但见我气势汹汹的样子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便软了下来，拿过我的护照和文件看了又看，不知是看不懂中英文还是想从中找出点儿破绽。他犹豫了片刻，突然跋腿跑向警车，拉开车门，探头向里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直起身来用对讲机讲话。看那谦恭的样子，大概是在向上级请示吧。
这时我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处在只有在电影和电视剧中才会有的境地，面对面地与外国特警人员斗智斗勇，真实地过了一把瘾。同时又感到真的是不妙了。假如他的上司批准拘审我，那可就是国际麻烦了，不但不能按时回国，恐怕还要经过外交程序了。再一想，真的被拘审了也好，只要有中文翻译，我就可以说清楚了，大不了交出胶卷，由中国大使馆领回去，再后就是回国挨批评写检查，总不至于因为在路上无意中拍了一张照片而把我怎么样吧。
我正这样想着，那个军官回来了。他手里还拿着我的护照和文件，但脸上的表情却不像是很严重的样子。他走近我，在距离两步远的时候停住了。我正忐忑不安，他突然举手向我行了个军礼，然后将护照和文件还给我，笑着挤出两个生硬的汉字：“中国”。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我善意地也带点轻蔑地向他点点头，骄傲地揣好护照和文件，挺直了腰板儿，向前走去，俨然是一个胜利凯旋的地下工作者，挺英雄的。
那天，我的情绪极好，是因为侥幸避免了一场国际麻烦，还是因为保住了那卷珍贵的胶片，抑或是因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让我感到了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