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阿姆斯特丹

昨夜睡得很晚,早餐后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出发,一上车就瞌睡起来,约摸半个小时后,我睡眼惺忪地问司机戈瓦拉,“到什么地方了?”回答说,已经进入了荷兰境内。

真想不到,打个盹的工夫就到了另一个国家。没有国境线,没有海关,没有人检查护照,也没有收费站。

高速公路两旁是广袤的田野,一群群的花斑牛在低头吃草或悠闲漫步。或远或近,不时见到形态各异的风车在缓缓地迎风转动。是我们在电视或明信片上经常见到的那种典型的荷兰风光。

最抢眼的是绿野中大片大片的黄灿灿的向日葵。向日葵在欧洲是主要的油料作物,像小麦、水稻一样大面积种植。它与我国园植的向日葵不同,杆矮而葵花大,远远望去看不到绿叶,只见金黄一片,耀眼夺目。戈瓦拉不失时机地说,这就是荷兰绘画大师凡·高的艺术温床。

荷兰是个依靠堤坝和沙丘大量围海造田的国家。38%的国土低于海平面。十九世纪遗留下来用于抽干洼地积水的动力风车和适于水湿地行走的尖木鞋,加上遍地开放的郁金香花,成了荷兰的象征,也成了荷兰旅游业的标志。

进入阿姆斯特丹市区,只见河网交叉,桥梁纵横。90多个岛屿和600多座桥梁组成了这个城市。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旅游项目就是乘船游览古运河。这个城市像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意大利的威尼斯,中国的苏州一样,以桥著称,但阿姆斯特尔古运河上的众多的吊桥却独领风骚,它们虽然结构不同,形态各异,但中段都可以自由开合,以便船只通过。

运河两岸的建筑虽然不能与巴黎塞纳河两岸的建筑相比,但却另有一番情趣。这些建筑几乎都是三四层的老楼,清一色的褐色墙面,白色油漆勾勒门窗,整齐划一,清新典雅,给人以洁净安谧的感觉。最独特的是每座楼房的正中顶部都伸出一截一米多长的臂状铁钩。中央电视台曾以此制作过“正大综艺”节目中的“猜猜看”,答案是楼内通道狭窄,搬运家具什物困难,而窗户却开得宽大,这铁钩就是为了从窗户吊运什物用的。

运河两侧常常见到一些以船为屋的水上人家。这些船屋不是家境困难者的陋室,而是富裕人家的豪宅。船屋内宽敞明亮,装修豪华,沙发地毯,书柜橱具,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濒水而居,冬暖夏凉,空气湿润,清净爽洁。入夜,灯火斓姗,波光粼粼,极富情趣。但是,船屋造价昂贵,租用运河水段费用不菲,供电供水,污物处理,都不是一般市民所能承受得了的。

阿姆斯特丹的繁华区位于市政广场周围。这里商店林立,世界各国的名品都集中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家商店的橱窗都是一个小型的艺术博物馆。装潢别致不说,单就陈列品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它不是简单地摆放着卖品,而是将卖品进行艺术处理,而且只是整体艺术结构的一部分。雕塑、绘画、插花才是主体。这里当然都少不了伦勃朗和凡·高名作的仿制品。

在市政广场上,最让人驻足流连的不是市政厅大楼,不是五彩喷泉,不是成群的鸽子,而是真假难辩的人体艺术。他们有的装扮成各种古典文学名著中的人物,有的模仿成著名雕塑,长时间一动不动,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如果不是他们向施以钱币的游客颌首致谢,你无论如何都看不出那是活人装扮的。围观者最多的还是一个装扮成凡·高、手握调色盘的艺术家。他之所以受宠,自然是因为凡·高足足影响了世界画坛一百多年,造成了一个没有凡·高的凡·高时代。

据说,凡·高画画很晚,起笔时已近30岁,而到37岁时就悠然下世了。他像流星一闪即逝,但却照亮了以后几个世纪。凡·高活着的时候,充其量是一个业余画家,生活得糟糕而凄惨,甚至到了割耳朵的地步。他是那个时代的“雨人”。生活中的他几近白痴,留下许多笑料话柄,但是,或许只有到了这种境界上,他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这让我想起田野里的向日葵,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他就是那位虔诚、炽烈、农民般朴实的画中人。他不惜用生命去浇灌大自然,燃烧自己脆弱的神经去换取一片面包;用他那不幸的一生为他的祖国——荷兰赢得了空前的尊严,取走了世界艺术上几乎是一半的荣耀,成为现代艺术的教父。

看着眼前的“凡·高”,我想起了我们周围的一些“艺术家”,他们都是凡·高的追星族,一头长发,两膑胡须,一脸冷漠,满嘴哲学,一副现代像,留下的却是一堆垃圾。面对阿姆斯特丹随处可见的艺术品,看着荷兰人崇尚艺术的品位,感觉一下到处弥漫着的艺术氛围,我们该作何感想呢?